人们常说，现在的社会很精彩，八小时以外的生活丰富多彩。然而，对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我天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也没有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在我常常挑灯夜战“爬格子”中，灯自然而然地便成了我最亲密无间的“战友”。

记得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偶然机会，我与新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梦想着有朝一日把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那时，我所在的随南山区小山村还没有通电，一直是用简易的煤油灯照明，说起煤油灯简易，是因为它是母亲用废弃的玻璃墨水瓶制成的，先是将瓶盖用烧红的火钳穿孔，再用牙膏皮卷成一个保护灯捻的套子插进瓶盖里，灯捻一般是用棉花或者棉线头连接，盛上煤油后这样灯就做成了。因我家里劳动力紧张，白天放学回家后还要去帮父母亲干农活，写稿子的时间只能在晚上开“夜车”。夜晚，我伏案在微弱、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啊写，一篇三五百字的稿子写下来常常弄得我两眼昏花，两个鼻孔内黑黑的。在那使用煤油灯的年代，不是关键时刻灯里没油了，就是煤油灯被飞蛾扑灭或者被风吹灭。对此父母亲常常唠叨我是“不务正业”。

记得那时父母亲总是把家中仅有的一斤装玻璃瓶煤油藏起来，并限定我三天才可以添加一次煤油。为了配合父母亲提出的节约用油，我总是把灯头拨得豌豆粒般大。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稿子寄给一些报刊后，经常有“火柴盒”、“豆腐块”之类的稿件频频地见诸于各级报刊和电台，心中便会涌起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没过几天，我便隔三差五地收到报社和电台从邮局汇来的稿费，稿费的金额不大，但也着实给了我不少的惊喜，既然大事做不成，可家里油盐酱醋还是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的。

转眼就到了1982年，我家与众多的农民家庭一样逐渐地摆脱了贫困，日子过得如同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便于我夜晚赶写稿子，我积攒了3笔稿费买了两个燃煤油的罩子灯，这在当时在我那个小山村子几乎是开的先河，故此受到了父母亲好一番数落和左邻右舍的羡慕。但时隔不久，罩子灯就逐渐取代了自制的简易煤油灯，并纷纷摆上了全村人家的桌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村子靠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逐渐富裕起来的村民们，纷纷资助村里架起了通村的高压线，几乎是一夜间，全村告别煤油灯，进入电气化时代。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对此村民们是喜在心里，笑在脸上。

如今，村民们沐浴党的富民政策，一步步地向着小康的目标迈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电力的用途十分广泛，电力的负荷较重，前些年，村委会投资对高压线路重新进行了更新和改造，村民们购置灯具也不只是限于照明，各种形形色色的装饰灯也纷纷登堂入室，我书房里摆放的写字台上边也添置了一个新颖别致的书写台灯，在柔和明亮的灯光下，我写稿的劲头猛增。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我累计被全国百余家报刊、电台采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有人叫我“笔杆子”、“土记者”，在一片赞誉声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那遥远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回顾党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灯变了，人变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也都变了。

文字：谢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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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洪瑞

审核：林彬